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科技界有只“倒金字塔”：每年取得科技成果3万多项,在生产中稳定使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不足20%,而最后形成产业的只有5%左右。相较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超过50%，我国科技成果对经济的贡献率还太低，科技成果转化“倒金字塔”，无疑造成了科技创新资源的严重浪费。如何将“倒金字塔”倒过来，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上“落地开花”，贯通产学研链条上掐脖子的“最后一公里”，两会会场内外展开热烈探讨。
3月6日下午，习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期许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能打破科技创新封闭的自我循环，面向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除基础研究坚持心无旁骛外，更多科技创新要“转频道”，面向社会应用，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其关键在于：企业是创新资源配置的主体，人财物等创新资源集聚至企业。
让企业开动产学研“引擎”
全国人大代表朱志远所在的中科院系统，每年问世大量科研论文、科技成果。想要找企业转化，往往谈着谈着就不了了之；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是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的车间主任，常有想破头也没办法的技术难题，希望找更高级的专家求解，却往往有求无门。
一边是科研院所有技术无处用，一边是企业需技术无处求，而彼此需要的双方，又总是“咫尺天涯”，难以真正“手牵手”。究其原因，科研成果转化不是“一锤子买卖”，本身固有的研发、中试、产业化流程，是一条从科研院所到企业，从创意到市场的长长链条，在现有体制下难免“断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金东寒指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作为我国科技成果的主要出品方，囿于原有体制和观念,科研行为与市场需要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最初研究和开发的选题上，往往偏重技术与理论，主要在学术领域“查新”立项，缺少熟悉市场的人员参与，市场需求考虑较少；研究过程耗时较长，很容易与市场机遇“擦肩而过”；有了研究成果，止步于提职称、出论文，是否转化与己无关。最终,一个个科研项目的“成功验收”，多是停留在实验室试验成功、原理样机完成、文章发表上，进一步转化力不从心。
例如，上海理工大学庄松林院士团队有诸多适合产学研应用的一流科研成果，其中具备国际一流“透视眼”的“安监卫士”——主动式太赫兹人体安检仪，去年首次国内亮相。“实验室产品，千锤百炼出一台即可，高校科研人员能胜任；工业化生产要千篇一律，每一台技术产品都得稳定可靠，必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来‘接棒’。”项目负责人，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研究院副院长朱亦鸣教授坦言，最终多亏市科委穿针引线，研发团队在张江找到了企业，共同搭建中试平台。
可是，千千万万科研成果找市场，靠政府“搭桥”太偶然。要想产学研自然贯通，得让企业来做“发动机”。其实，飞利浦、GE、华为、奇瑞等在沪的跨国企业和创新活跃的民营民企，已经自我加装产学研“引擎”，主动挖掘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宝库”，效果不错。例如，位于张江的陶氏化学亚太研发中心积极寻找行业内的顶尖科研院所，与复旦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资助合作研发项目。为教职人员、学生和学术技术设施提供支持，设立“陶氏-复旦联合材料研究中心”，针对新兴科技前沿深入研发，并将其应用于陶氏在全球的创新战略领域。
培育科技中介的“茂密丛林”
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仍然缺乏战略愿景和规划，并不具备创新目标提出的能力、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和创新活动组织的能力，很难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如何“扶上马、送一程”，帮企业开启产学研“慧眼”，找到对口的科技成果？
“各类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关键。”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玲主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政策的比较分析与建议”研究时发现，上海的科技中介组织主要是政府下辖的企事业单位，真正“草根”的民间机构并不多，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上海有政策提到，发挥政府公共研发服务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张江产业研究院、高校技术市场等专业机构的服务与技术支撑作用，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化队伍。但与外省市相比，无论是补贴力度，具体举措还是成果转化的绩效评估等尚有一定差距。”
例如，浙江省德清县对通过网上技术市场交易并实现转化产业化的项目，按成果交易实际支付总额给予20%经费补助，每项不超过100万元；湖北对促成专利技术在东湖开发区内转化的推广转化机构，按照专利技术转让或者实施许可合同金额的2%给予奖励，最高50万元；成都政府对促成技术成果在成都市企业转化的单位，按技术合同中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2%给予中介机构年度最高200万元的补贴……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市场应该犹如‘茂密丛林’，其中既有大中介，又有慢慢生长的小中介，生态多样，充分竞争，才能满足上下游不同类型和阶段的科技成果，以及大中小微各类企业的创新需要。”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钮晓鸣建议，上海要尽快培养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规范化的科技服务市场，有的是以财政拨款形式，有的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后补贴形式，还可以根据成果转化量和交易量的多少给予资金奖励，吸引一大批中小企业、公益性机构投身科技中介服务，并能靠科技成果中介赚到钱，然后建立明确游戏规则和奖惩分明的绩效考核机制，让充分的市场竞争来扶优汰劣。
“有了各种类型的科技中介机构，依赖其专业科学的第三方评估，就能说服科研院所‘放低身段’，给成果转化找个‘好婆家’，又能帮有志创新的企业找到性价比高的好成果。最终，扶助科研院所和企业‘从恋爱到结婚’顺顺当当。”钮晓鸣幽默的说，“自由恋爱”多了，成功率高了，科研成果转化市场才能真正欣欣向荣起来。
制度激励让教授创新致富
心脏支架，关键时刻能救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教授和他的团队自主研发了一种新的心脏支架，与传统的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支架不同，给药结束后无需取出，也可在人体内完全降解。这项造福百姓健康的创新科研成果，从2004年到2015年“空窗”整整11年，仍未投产。葛均波很无奈：审批流程复杂到难以想象，好技术距百姓总是“一步之遥”。
有时候，科研创新往往处于学界尖端领域，具有不可知性，特别是某些专业领域存在较高的知识壁垒。而负责审核科研项目的人员未必了解其研究方向和推广价值，“误判”时有发生。他建议，审核科研项目时，加强同行评议制度，优化审批机制，真正做到专家评审、专家验收，不让具有潜力的科研项目成“遗珠”，也不让重复性、低质量的科研项目耗费大量资源。
除了外部推力，科技成果的转化，还需内生动力。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郑惠强看来，现行分配体制下，高端人才和科技人员的贡献与其收入和待遇明显不匹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的速度。“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激励科技人员，让他们在发明成果、专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因创新而致富。”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制度创新、激励机制、专利保护等方面有所作为，甚至采取超常规、破惯例的思路。“比如通过加快推进股权激励试点，让众多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以期权收益、技术入股、股权奖励和分红权等多种形式，在促进发明创造、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前提下，既为科技创新作出贡献，又使个人获得财富成为现实。”（来源：114产学研）